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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研讨会综述

2009年10月12日 Rcite 点击:[]


广交会进口展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研讨会综述
“广交会进口展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研讨会” 于2007年4月28日在广州举行。该研讨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国际商报社主办,得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广州市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商会的特别支持。本次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30多人、商务主管官员30多人、中外企业及相关机构73家100多人参加。在研讨会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等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研讨会围绕“中国贸易收支平衡与发展趋势”、“进口增长与中国贸易转型”、“出口企业竞争力与中国贸易发展”等专题进行了研讨。
一、李雨时做了题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贸易收支平衡”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正面临四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第一,面临着一个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世界经济未来几年是处在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这对中国的发展有利。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如石油价格的暴涨、国际市场蕴含极大的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资本市场的运作跟实际经济的运行越来越脱离。第二,国际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中国加入WTO以来一直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种影响对个别企业是致命的,但对中国整体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太大。现代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壁垒、绿色壁垒等是越来越严重了,但只要是非歧视性的,我们就必须去调整和适应。第三,我们过去主要是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现在也面临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还缺乏处理这一问题的经验。第四,从国内来讲,我们面临的主要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怎样自主创新、提高科技水平、创立自主品牌、建立营销渠道等都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重要措施,对于提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很有帮助。
二、裴长洪做了题为“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为: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的结束;中国正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吸引外资正在由数量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方向转变;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正在转变,即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扩大境外的经济合作和加强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措施。开放新阶段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开放经济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目前我国的开放经济表现为大额贸易顺差引起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其结果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流动性过剩。大额贸易顺差是由于国内储蓄大于投资。虽然我国的投资很大,但是依然吸收不了其他要素,需要以商品资本的形态流向国外,贸易和资本的双顺差反映我国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不平衡。第二,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过去我国的宏观调控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防止经济过热。现在要加上两个,一是减少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二是要扩大消费。在这样的政策调控当中实际上面临着两难选择,要限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就意味着要让储蓄率比投资率高的关系更加突出,那么贸易顺差会更大;如果要减少贸易顺差就要求投资增长的速度要更快,这样才能够吸纳国内的储蓄。在可以利用的政策措施中,短期可以奏效的越来越少,而对长期有影响的政策措施使用起来就需要十分谨慎,如人民币汇率政策。第三,提高开放经济水平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我们利用外资还面临一个怎样提高质量、怎样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要求、新形势。吸引外资已经不是为了补充国内外汇不足的需要,而是为了整合全球资源改变国内经济结构,也是跨国公司整合分解价值链需要的一种手段。我们吸引外资完全可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起到促进作用。第四,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中国是贸易大国,在某些资源性产品进口方面已经成为价格的决定者,在某些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方面也成为价格的决定者。在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失衡中,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第五,继续扩大开放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中国不可能用减少出口的办法去解决贸易顺差问题,也不可能用关起门来不让外资流入的办法来解决国际收支顺差问题,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第六,中国的经济安全越来越取决于开放经济的新进展。我们现在的经济安全不是怕开放,而是怕人家对我们不开放,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国际社会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的经济安全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走出去。我们未来的发展面临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要从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资本输出的转变。我们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进行生产加工,在海外寻求资源和技术,使我们的生产从GDP生产转变为GNP的生产。第二个转变是要从过去单纯的寻求商品市场转向寻求资源与资本市场。第三个转变是我们的企业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公司转变。
三、佟家栋做了题为“中国贸易收支顺差减少的可能性探讨”的主题发言。他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贸易收支不平衡的认识。一种是拉森的观点,认为各国之间贸易收支的顺差和逆差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私人储蓄、二是投资不足或过度;相对于储蓄来说,投资过度会出现逆差,投资不足则会出现顺差。如果只是单纯的私人投资与储蓄问题则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另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扭曲论,认为贸易收支的顺差、逆差和不平衡是由政府的干预造成的,从而形成了扭曲现象。至于中国近年来的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学者们普遍按照拉森的观点进行推论,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原因来自于消费不足、甚至是自主性消费不足。这种观点可能会带来错误的导向,因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积累和扩大是由许多原因导致和形成的。第二,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原因分析。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1. 丰裕的劳动力的供给。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比较优势或者是比较成本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丰裕的劳动力。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要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我国劳动力廉价丰裕的优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因此,由此带来的贸易收支顺差很难在短期内改变。2. 私人储蓄与投资。中国存在所谓的储蓄过度、投资不足,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世界迈进和经济转轨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表现为:在农村居民的消费与投资关系中,农民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消费需求结构与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脱节;在城市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关系中,由于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预期、对市场经济不健全可能产生的收支不确定性的担心,使得中国比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教育的政府投入高的国家有更高的储蓄率;私人投资缺乏规范的金融体制和信用系统。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储蓄率和低投资率,而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然而,中国的这一特殊性被一般市场经济理论的“公理”所掩盖,如果中国要按照现行政府干预的情况来改变贸易收支顺差是很困难的。3. 外资企业的体制作用和出口作用。我国企业在国外市场所占有的市场份额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国国民企业生产的产品,一部分是外国国民和子企业生产的产品。贸易作为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它不仅仅具有微观企业获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相互获利和互赢的问题,这种互赢就是要求我们保持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第三,我们不得不调整贸易收支顺差。1. 被迫调整。自动采取出口限制来进行贸易收支的调整这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战略性的选择,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是一种为了缓解人家对我们的压力的不得不做出的短期调整。2. 我们自己也不得不调整。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认识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我们要通过扩大产品的进口来刺激企业的创新能力。3. 物质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的分工问题。如果单纯以物质产品或有形贸易作为贸易收支平衡的唯一指标,那么以物质产品为主要价值创造来源的国家自然成为全球贸易失衡的顺差方,而服务的提供方甚至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方成为有形贸易的最大逆差方。但是现实中贸易的平衡与贸易利益分配出现脱节,以至于贸易的顺差方不是贸易的最大获利方,而贸易的逆差国不一定是贸易的利益损失方。第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目标。1.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本国政府通过某种政策改变企业的战略行为,使本国或本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或利润。这样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正在日本、韩国、美国逐步推广和使用,对中国来讲也应该参照这一政策选择。2.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获取物质财富,从而使价值的大小与产品的生产效率、生产和出口的规模成正比。3. 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市场的控制力,从而是垄断利润的获得方。因此,在现代国际贸易中,借助大规模生产获取更多利润的原则,已经让位于以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原则确定企业的生产量或出口量。4.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在大量存在外资企业的情况下,自动干预的政策性手段显得非常重要。最后结论:1. 中国贸易收支的顺差是伴随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出现的比较成本优势的反映,只要这种优势继续存在,顺差就成为不可避免;2. 中国贸易收支顺差所涉及的高储蓄率和低投资率不同于发达国家,因而需要对顺差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3. 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或地区应该获得物质产品生产的优势,中国的优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4. 从贸易政策选择的高度,战略性贸易政策将代替一般意义上的干预政策,目标是本国企业或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针对佟家栋的主体发言,其他专家和学者就减少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贸发处处长曹智聪阐述了进口对广州经济发展作用和影响进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口的促进作用表现在:1. 推动了整个重点项目的建设。2. 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3. 激活了我们的创新能力。4. 铸造先进的产业集群。影响广州进口增长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1. 受传统出口导向观念的影响。2. 受进口政策因素的制约。3. 受原材料价格影响比较大。4. 原材料的采购趋于本地化。5. 资源困境的制约。6. 企业进口的议价能力不是那么强。
(二)香港贸发局驻广州代表黄寿良认为,广交会增加进口展显示国家贸易政策从鼓励出口转变成进出口平衡发展、转变成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平行发展。将来进口需求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方面牵涉到能源、原材料、高新技术,另外一个是消费品方面。在这两个方面香港都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香港一直以来是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可以成为内地与外国科技公司之间的桥梁。香港长期以来是转让技术的窗口,通过香港进行的技术转让,主要是能够受到香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推动香港作为一个科技的交易平台。在消费市场方面,香港过去出口到内地的主要是轻工业的消费品,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我们对内地消费者的口味和消费模式有一定的了解。根据社会科学院的统计,大约有2亿中等收入消费群体已经形成,我们贸发局过去三年也在内地做了调研,我们的调研是在广州、上海、沈阳各大城市做的,发现这些消费群体讲究个性化消费,而不一定追求昂贵的外国品牌。今年我们跟广交会进口展方面有很好的合作,我们组织了香港的展团,做了两个主要产品区。组织香港品牌参加广交会是贸发局推广香港品牌的重要战略,此次推广的40多个品牌都是原创品牌,而且都致力于品牌推广。参加这次广交会进口展大概有300多家企业,当中有78家参展商来自香港,按统计香港是数目最大的一个展团,其中有41家是贸发局所招展的香港企业,是总展览面积的17.7%。香港人经营的手法比较灵活,而且对内地市场也很熟悉,他们也希望多担一些责任,外国品牌通过香港服务平台更易引进到国内。
(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刘德学教授的发言谈到对外贸易发展转型的问题。他认为转型不能一刀切,应该鼓励或者是保护对外贸易模式多样性,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加工贸易本身就是进出口结合在一块的,另外加工贸易80%、90%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做的。所以进口、出口、外资这些东西都是交织在一起。对外贸易转型也需要我们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思维方式的转型,我们应该更自由一点、更开放一点。他认为对咱们这样一个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人口又比较多的大国来说非常有好处,这样有助于我们进入全球的市场,利用全球的资源,发挥我们自己企业的作用。
(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黄静波教授的发言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贸易差额和贸易平衡问题。他认为贸易差额是各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结果,既有出口方面的原因,也有进口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是贸易顺差存在的原因之一。但他觉得我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开放程度还不够,这是最终的原因。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去促进进口增长。我国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是在不伤害出口的情况下去促进进口,这是一个前提。这就涉及到一些政策选择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关税可以鼓励进口,但是关税政策是不可逆的,降下来之后就不可以再提上去了。他赞成通过战略性政策措施,因为比较规范的贸易政策很难找到最佳的切合点。每一种政策都一定有他的负作用,你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扭曲理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是很多的具体的贸易政策组合来的,而要寻找所谓的最佳的贸易政策的组合是一个难题。
(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周文贵教授认为:第一,对国际贸易不平衡、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用不着大惊小怪,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只是不平衡的一种特例。第二,就中国来讲,当前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直接表现为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个贸易顺差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贸易,同时也与我们国家目前所倡导的“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不一致。“和谐世界”就是要互利互惠,生意大家做,钱大家赚。我国现存的大量的贸易盈余是怎么来的?我们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持续的保有低廉劳动力价格的优势,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当代人福利的牺牲,对先辈遗产的败坏,甚至于对后代人福利的透支这个基础上。我们工人的工资长期以来没有太大的增加,我们工人的福利、社会保障等等都没有计入成本,因此我们才有无与伦比的低廉劳动力。这跟我们讲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的。第三,我们之所以出口大大的超过进口,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想进口,我们是想进口的。贸易不平衡究竟怎样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想到一位经济贸易学家他曾经提出的一个理论,倘若是我们能回归到当年这位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硬币流量调整机制,那么贸易失衡的问题就是庸人自扰。当然对于货币制度的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我这里提到的猜想只是其中的一个看来在现阶段不太容易实现的设想,我们可以朝这方面去思考、朝这方面去努力。
四、林桂军做了题为“我国出口企业实用技能的识别与排序”的主题发言。他介绍了他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定义哪些技能对中国的成功出口是重要的;二是提供一种识别的方法,然后对一些技能按重要性进行排序。他们选取了88种出口实用技能,并把它们分为6类。第一类是国际贸易实务技能,比如说如何进行出口包装、使用原产地证书、标签出口商品等等。第二类是国际贸易物流技能,比如说能使用货运代理和报关行等。第三类是国际金融技能,比如说熟悉政府保险和融资计划,能够制作成本定价表、能够处理银行托收等等。第四类是国际营销技能,能勾画出潜在客户的情况、能评价产品的适用性等等。第五类是国际贸易战略管理技能,知道本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会使用国外代理进入市场等等。第六类是国际贸易调研技能。他们对这88个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了800家我国东部出口企业,使用Likert 5-分制衡量出口技能的重要性。哪些技能对中国企业成功出口是重要呢?它们根据得分的多少对这些技能进行排序。首先得出15种最重要的出口技能,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何办理信用证,排在第二位的技能是对于中国出口政策和法规的了解;其他的出口技能分别是:发现国外对产品的需求、如何跟踪出现问题的货物、决定最佳的付款方式、能进行信用证流程管理、了解贸易规则和反倾销的影响、能确定出口的外汇风险、了解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会使用因特网等。15种技能中排在最后的是中国的产品是不是适合出口。其中的3种是关于国际贸易支付方式的,也就是中国的企业最关心是东西出去钱能不能收回来,包括如何处理信用证、确定最佳付款方式、如何管理信用证的程序。4种技能是与国际贸易政策和法规相联系,包括熟知中国出口方面的法规知识、知道贸易规则(补贴和反倾销)的影响、知道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影响、知道WTO规则的影响。4种是与国际贸易调研有关的,包括能够发现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能够明确自己的竞争优势、知道如何分析数据、知道怎样使用因特网。涉及国际物流技能的只有1种,知道如何管理货物运输过程。有2种技能被认为与国际金融相关,一是能够甄别出口的外汇风险,二是能够收集和使用关于国外方的信用资料。与国际营销技能相关的有1种,能够评估自己的产品对国外市场的适应性。非常惊讶的是国际贸易实务技能和战略管理技能都未出现在排序在前15种的重要技能中,反映我国出口企业对这些方面的技能的相对低的要求。
大家就林桂军教授的主题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中国人民大学陈秀山教授认为,林教授对出口企业技能识别和排序的研究,实际上是从很微观的实证技术角度,证明了中国出口企业是处在竞争力的初级阶段。通常我们讲企业竞争力初级阶段,是靠简单要素驱动,因此它对高级管理的支持没有需求。简单要素驱动主要表现为价格驱动,拼成本和低价,这是中国企业目前实实在在的现状,面临的出口空间是有限的,甚至已经走到死胡同。
(二)南京大学张二震教授认为,林教授的研究很有意义,究竟我们同学到出口部门工作需要哪些技能呢?我们南京大学好像更加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是能力重要还是技能重要,就象跟同学们讲的是制度重要还是技术重要。我们认为,制度比技术重要,能力比技能更重要。我们大学里应该超前培养,现在都是网络化了,世界是平的。现在我们是世界加工厂,以后要变成世界办公室。我同意要有针对性地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现实所需要的技能,以便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岗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学生要培养一种未来的能力。
(三)中国社科院郑伟民研究员认为,能力和技能应该是结合的,能力里应该包括技能。我国开放初期是来料加工,是比较低级、层次不太高的产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企业整个的水平也在提高,同样加工的产品,质量开始大不一样。如果说英国曾经是全世界的制造工厂,那是名副其实的,我们还到不了那个位置。我们要变成世界的工厂,然后在工厂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公司。工厂跟公司有什么区别,工厂是生产制造的基地,公司就不一样,现在咱们国内在谈论总部经济,我想意思就是像跨国公司一样,总部、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其他投资中心等等各方面,越来越不再是单纯的搞生产。如果能够达到这一步,说明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大大提高了。这几年我们号召走出去,问题是我们走出去遇到一系列的问题,现在走出去不像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对中国来说,除了技能,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提高。以后就是在技能方面,高端方面要进行竞争。
(四)浙江大学宋玉华教授认为,林教授针对中国企业做的调研,就是回答一个外经贸从业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技能,这种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目前我们的教学,已经涵盖了其中很多的内容,包括外贸支付的问题、运输保险的问题、报关的问题等等,问题是这些技能不是通过书本、通过课程教学就能够学到的,而是要通过在实践中包括从大学里的实习到今后的工作,不断有意识去提高。浙江大学也是比较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一些技能方面的课开的不是很多,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通才和专才的教育。我们有一个竺可桢学院,学生来自全校比较优秀的本科生,都是高考分特别高的、并进行考核选拔后才能进入竺可桢学院,实际上就是尖子班。在这样的班里,前两年的时间都是通才教育,浙江大学安排各个学科最顶尖的、讲课效果最好的、最有研究的教授给他们上课,所以他们前两年所听到的课都是一些通识的课,既博又很专,能力的教育就是素质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很重视实践,到了大三、大四之后,包括国贸实务、国际金融实务等等课程的教学,能力和技能不是说它们不相关的,广义的能力实际上包括技能。对同学们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怎样从理论课的教学中提高自己对很多问题的分析能力,比如对汇率风险的认识,这不是简单的技能,这要靠你对对整个世界经济大势的判断,对中国经济和世界关联度的分析,才能判断市场汇率的风险。我是这么理解的,能力对同学们来说,素质的培养是最重要的,技能当然是学校里可以学到的,但是更重要是通过实践获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肖鹞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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